Jacqueline Cramer,Professor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University of Amsterdam,and senior consultant,Philips Consumer Electronics,
P.O.Box 80002,5600 JB Eindhoven,The Netherlands
摘　要
　　本文论述我们怎样才能实质性地提高工艺、产品和服务的生态效率这一问题.据认为，在环境改善方面显著向前跃进需要环境与其它政策领域的一体化，同时把长远可持续性牢记心中.这种思路称为“可持续性战略”，是在荷兰的两个实例(来自蒂尔堡市和飞利浦公司声像/消费电子分公司)基础上制订的.为了评价该思路总体上的优点，建议进行更多的实验.

引　言
　　实现可持续发展是对社会的巨大挑战.它意味着在只是少数几十年内我们就必须学会以高得多的效率运用能源和原材料.按照一些估计，在今后50年内，在高度工业化的西方国家中，给环境的负担将不得不削减到平均为当前水平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生态效率提高10倍)(Weterings and Opschoor,1992;Schmidt-Bleek et al., 1994).当把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包括在内时，这样的估计值就有点儿偏低.例如，Von Weizseacker,Lovins和Lovins(1995)提到了世界级的生态效率提高为4倍.
　　这种规模的生态效率改善无论如何都不得不实现.要么，工艺、产品和服务将不得不变得远不那么材料和能源密集型，要么，消费方式将不得不发生实质性改变(例如，用蛋白质食品代替肉，限制城市中小轿车使用和减少空中旅行).终究，这两种思路要会聚在一起：公司是受市场驱动的，而根本不同的产品或服务只有当对它们有显著需求时才能生产.因此，从长远来看，消费者将不得不改变得同生产者一样多.不解决来自这两个方向的问题将变得不可能.政府面临着既在生产者中间也在消费者中间鼓励更高生态效率和为较少环境危害的生产与消费创造能实现的条件的任务.
　　我们将能及时保障必要的生态效率实质性改善吗?我坚信，原则上，我们能.但它将意味着始终在正确方向上工作.这里的问题之一是政府和公司的规划时空：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展望50年，或甚至20年，而一般至多3—4年.在这样短的时间尺度内改善生态效率当然是可能的，但根本改善往往将需要长远的眼光.虽然在短时期内能取得改善，但眼睛必须始终盯住长远目标.我们怎样才能解决短期与长期之间的这种对立呢?
　　在本文中，我介绍荷兰的两个实例：来自公共部门的蒂尔堡市，和来自工业界的飞利浦消费电子公司.这两个组织都已经试图把长远环境政策融入它们的日常管理中.在讨论它们时，重点不是放在有形的具体结果(这对它们来说太早了)上，而是放在思路上.
　　这两个实例并不孤立存在.在荷兰其它地方，以及在世界上其余部分，在市一级和公司一级，都在进行类似的努力.例如，有一大批大公司已经加入了“世界工商业可持续发展理事会”，其目标也在于实质性的生态效率增益.一些领先的公司已经开始把这种雄心勃勃的目标集成于它们的工商战略之中.
　　此外，为了回应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发大会(1992年)上制订的《21世纪议程》行动纲领，很多城市已经制订了当地的《21世纪议程》.这种地方纲领描述了当地社区中一切有关方面可以对短期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的进程.
　　最后，在“欧洲可持续发展”宣传中，环境组织“地球之友”利用如以上所提到的类似长远环境目标，勾画了怎样才能实现欧洲的可持续性(Friends of the Earth,1995).
　　因此，在各种实体内部，都已经制定宏图大略，以期借助于一种长远思路来实质性地提高生态效率水平.在本文中，我们将讨论怎样才能建立这样一种长远进程.

从追加的到更深远的环境改善
　　估量当前环境政策的技术状态，令人感兴趣的是注意到，在公司和机构以及(地方)政府实体中间，主要关注都是现行工作方法、产品和服务的“追加改善”.它们首先和首要的是寻找提高生态效率而不必广泛改变现行产品、工艺和社会结构的可能性.除了通过应用管端技术(如过滤器或脂阱)的治理措施外，它们主要集中精力改善公司的内部工艺管理，只要有可能，就以预防废物和排放为目标.
　　各公司已经通过这种追加思路实现了值得注意的改善.例如，荷兰公司已经实施了很多试验项目，以通过预防性措施来减少其产品的环境负担.PROMISE(“以环境为革新战略的产品开发”)框架内的试验项目说明了这些企图(Te Riele and Zweers,1994).PROMISE计划清楚地显示，追加改善不仅有利于环境，而且往往也有利于公司.例如，在使用较少的原材料和较少的能源、废物加工费用和环境税降低和/或再循环潜力变得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出现了双赢局面.这些变化的时间尺度通常涉及不大于3年的回报期.
　　不应当低估要从这样的优化中获得的环境利润.Jansen和Vergragt(1993)估计，通过追加改善，平均可以使工业的生态效率提高1.3—1.5倍(环境负担降低到当前水平的约75%).当我们以这种估计作为参照时，如果我们想达到更高的生态效率水平，就需要更深远的环境改善.
　　此外，追加改善通过在“低位悬挂果实”(容易改善)上的投资提供了早期阶段的显著进展.在这第一时期之后，追加变革就经济效率和生态效率而言都变得不太有利可图(Arthur D.Little,1996).然后，更深远的环境改善开始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提供环境影响方面的较大幅度削减.
　　这些更深远的环境改善需要与3—15年、甚至更长时间尺度有关的更根本选择.在这些更具深远意义的环境改善之内，必须区分战略改善与根本改善.
　　战略环境改善聚焦于特定公司或政府实体的战略规划时空之内现有产品或工艺的再设计.此类变革的实例是淘汰CFC以对臭氧耗损问题作出回应，或为电视机的再循环而设计.
　　根本环境改善超过了公司或政府实体的战略规划时空并聚焦于以一种甚至更根本的方式对产品的再思考.这样的改善可能导致现行产品的根本改变(如消费电子产品中使用可持续能源)或导致以另一种方式满足产品功能.后一类改善的实例是用通过生物工程技术生产的新型蛋白质食品代替肉类，或用新兴信息技术代替物理输送.
　　与以上讨论的“追加”环境改善成鲜明对照的是，更深远的环境改善很不容易实现跃进.追加改善通常可以相对容易地引进，其部分原因是它们往往局限于生产工艺或产品的某些部分.例如，如果我们想削减小轿车的大气排放，我们就给它装上一个催化转化器.
　　在更深远环境改善的情况下，局面有所不同.例如，当我们寻找一种可以代替我们当前(基于小轿车的)系统的运输系统时，我们发现我们面临着很多其它问题.例如，城市发展，或财政政策与运输政策之间的权衡.在这一点上，要避免把环境作为一个一体化社会框架中不得不估量的许多因素中间的仅仅一个因素，将变得不可能.
　　因此，当不得不估量范围广泛的考虑时，我们怎样才能防止环境考虑被淹没呢?毕竟，经验已经让我们懂得，无论何时，只要不得不做出社会选择，则迄今为止的经济考虑几乎都自动地压倒了环境.我们不得不发展一种思路，使得一方面把环境与其它政策领域一体化，另一方面把长远可持续性目标(例如在3—15年、甚至更长的时期内)牢记心中.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必须不断加以调整，以考虑市场、技术方案等方面的变化.我称这样一种战略为可持续性战略.制订和实施这样的可持续性战略，需要一种与我们习惯采用的方式不同的方式解决(环境)问题.它意味着不是孤立地看待环境问题，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更广泛战略性政策的组成部分.
　　如果我们要使可持续性成为平衡不同社会考虑的过程中的一种自动因子，就不得不一例一例地建立一个可持续性框架.可持续性框架是在一段实质性的时期内必须遵循的要求、指导准则和基准的纲领.在这样一种政策框架内，环境因素以及社会经济因素、政治因素和文化因素的机会与风险，都以能产生可称之为可持续的结果这样一种方式，彼此相对地权衡.可持续性涉及在以上提到的各因素之间找到一种长期平衡.这里的挑战在于，远不是使用盛行的社会经济状况作为衡量尺度，事实上我们必须有对它是否有益于生活环境提出质疑这根弦(Advisory Board of Transport,Public Works and Wate Management,1995).
　　可持续性战略可以由力求在其生产技术中实现深远环境改善的各家公司或连锁公司制定.它们也可以由政府实体制定.例如，在运输领域中，目标会是为一个国家的流动性问题确认更可持续的解决办法，或为城市产生更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计划.因要论述的话题而异，时间尺度可能不同(3—5年，可长达15年，甚至更长远).
　　借助于荷兰的两个实例，我将在以下解释公共部门和工商界怎样才能借助于可持续性战略在环境改善方面实现跃进.我也将显示这样的举措如何从现有环境活动继续下去.作为来自公共部门的一个实例，我列举了蒂尔堡市，它已制订了可持续性战略作为其“第二城市环境政策计划”的组成部分.我的第二个实例取自飞利浦公司声像/消费电子分公司内部制订可持续性战略方面取得的一些看法.作为一名咨询员，我密切地参与了这两个案例.

蒂尔堡市实例
　　随着近年来城市环境政策的实施，蒂尔堡市已经获得了颇多经验.在这种经验的基础上，1994年，它观察到，直至当时所实施的政策都有其局限性.太多地强调“治标”，而“治本”措施太少(GMP2，1995).新环境计划——第二城市环境计划(1995)——的意图是采用一种不同思路.通过更加重视以源头和预防为重点的环境政策，和使环境政策与其它政策领域(城市规划、经济政策、工业政策)一体化，蒂尔堡市希望保障深远的环境改善.
　　这种朝着环境政策与其它政策领域的“一体化”发展的趋势，在荷兰的其它城市和政府机构中也可以看到.环境再也不是只视为一种不得不据以检验一种拟议活动的可容许性(例如，在建筑计划的情况下，依据《噪音削减法案》的标准)的限制因素.环境政策日益成为一种甚至在规划阶段也不得不予以考虑的“支持性政策”.甚至正在进行各种努力，以便把环境目标纳入众多的其它政策领域(所谓“侧面政策”，例如政策的某些专门部分的规划)中.这为探索环境问题的创造性新解决办法提供了远更好的基础.
　　那么，蒂尔堡市到底如何弥合从一种以环境为预限制因素的思路到一种支持性政策或甚至侧 面政策的差距呢?牵头的是蒂尔堡市环境厅.首先，该厅起草了一份涉及环境的城市活动清单.为了使那些社会活动与环境方面一体化，他们随后为每项活动制订了可持续性战略.这导致了下列8个城市活动领域的可持续性战略：
　　1.城市发展；
　　2.工商业活动；
　　3.家庭环境意识；
　　4.建筑；
　　5.交通；
　　6.废物管理；
　　7.能源管理；
　　8.节水.
　　每项可持续性战略都包括可持续发展设想：这列出了每个政策领域中突出的环境主题，该政策所针对的社会群体，和市政府应当发挥的作用.为确保深远环境改善有被纳入日常政治考虑的现实机会，每项可持续性战略都勾画出一个“可持续性框架”，列出了市政府要达到的可衡量目标.这迫使每个有关人员都创造性地思考把该政策朝可持续性方向调整的可能性.最后，拟出一份在可持续性战略范围内可以实施的所有行动的清单.
　　实例1和实例2(见以下)说明了这一点.这些实例代表为实现环境方面与蒂尔堡市政府主要公务活动一体化而做出的初步努力.
实例1　“城市发展”可持续性战略
目标：
　　1.按照可持续性基准检验所有新发展计划；
　　2.只要有可能，就以一种生态上合理的方式管理城镇中所有公共绿色空间；
　　3.加强城镇中绿色空间的功能和可视性；
　　4.减噪和土壤等领域中各项计划的实施.
一批显著的政策建议：
　　a.制订一项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原则的新结构计划/城市管理计划；
　　b.编制一项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核心要素的东北蒂尔堡结构性设想；
　　c.开发一批以可持续发展作为指导原则的新型郊区(库尔霍文东和西以及韦特布兰东和西)；
　　d.实施绿色空间结构计划；
　　e.公共绿色空间的生态管理.

实例2　“城市交通”可持续性战略
目　标：
　　1.1990年—2000年之间，城镇内小轿车行驶公里数不进一步增长；
　　2.同期内，自行车出行次数增加20%，且
　　3.公共运输乘客数目增加一倍；
　　4.交通的环境负荷稳定在1990年水平.
一批显著的政策建议：
　　a.指定有周边停车场的小轿车非准入地带；
　　b.为有50名以上雇员在两个工业区上班的公司制定运输计划，目标是减少行驶公里数(减少约20%会是可行的)；
　　c.为市政工作人员制定业务运输计划，目标相同；
　　d.研究诸如通过政府就业方案为长期失业者提供购物服务的可行性；
　　e.在整个城镇中建立广泛的环路网络；
　　f.减少城镇中的停车空间数目.

　　这种类型的思路意味着蒂尔堡市环境厅不得不寻求与其它市政府服务部门及其它同实施政策有关的实体和组织开展比以前更密切的合作.事实上，问题在于，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合作是否可能不导致一切服务部门中环境问题的完全横向一体化.然后，环境再也不会必须视为一个独立部门.目前，它还没有达到这一点.然而，在蒂尔堡思路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许多环境措施再也不会严格地归入市环境厅的责任之下：例如，公共工程办公室牵头实施“城市交通”可持续性战略.因此，该战略的成功就变成取决于公共工程办公室(以及有该领域政治责任的高级市政官)考虑环境因素的意愿和能力.
　　在城市工商业活动领域，例如，环境厅也不得不更密切地合作.在“城市工商业活动”的可持续性战略中，优先工作是刺激公司内部环境保护(包括废物预防)和鼓励生态技术与革新.这要求同公司开展与以前不同类型的合作，此时环境厅的主要关注是颁发许可证和监测对其职责的履行情况.可持续性战略的实施要求与工商界的更密切沟通/协商.总务局(经济事务部门)在这一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与这个部门的合作变得非常重要.
　　蒂尔堡市采取的思路是否将实际上导致深远环境改善，这取决于许多因素.例如，各种市政服务部门和政治上负责的高级市政官的努力将是决定性的.他们必须愿意而且能够真正地把可持续发展融入他们的政策中.他们有时将面对众多的矛盾.一方面，为了保持得到政治的和公众的支持，有必要通过那些得到市民们支持的措施.另一方面，从可持续性观点来看，有时有必要采取一些不受欢迎的措施.可能非常受公众欢迎的事情(例如，驾驶小轿车进城)可能给整个城市带来重大问题(气味和噪声公害).政治船长必须通过这种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社会两难问题设法掌握好航向.
　　进而，地方层次上的一些变革只能利用中央政府或省政府的支持来启动.例如，蒂尔堡的交通和运输问题只能在地方层次上得到部分解决.它们需要中央政府诸如通过改变财政和/或城市发展政策来遏制小轿车使用的更普遍政策.
　　除地方政治家和市政服务部门外，可持续性战略的成功也决定于参与蒂尔堡市环境政策制定的其它社会群体.例如，如果当地有组织的工商界、当地运输公司或当地消费者组织和环境组织要合作探索更可持续的解决办法，则会产生积极影响.联合实施的可持续性战略，从环境观点来看，可能导致比当市环境厅试图单独实施时更好的解决办法.
　　因而，以可持续性战略为目标的蒂尔堡思路的成功不能事先得到保证.但GMP2以及用它制定的可持续性战略，确定至少为达到更深远的环境改善提供了参照点.

飞利浦声像/消费电子分公司的实例
　　以类似于公共部门环境政策变迁的方式，工业界也逐渐重视环境政策与其它业务方面的一体化.
　　1980年代末以前，工业界主要侧重于生产工艺中的追加环境改善，首先是采取治理性措施，后来也采取各种预防性措施.治理性管端技术的应用，对工商界其它部分没有产生重大的组织性后果.这同样适用于以预防为目标的工艺的追加改善，尽管程度上稍小一点.然而，后面这些改善却要求雇员更多地参与诸如确保废物流确实分别加以收集.但就连这些改善一般也能在操作层次上实现，而不需要高级管理层的战略性决策.
　　然而，公司越侧重于产品改善，就越需要与该公司其它部分的协调.在趋势固定的特定公司中间，从1980年代后期以来，就有更加专一的产品重点.例如，通过使用替代的、环境危害较小的材料或物质，和通过削减材料消耗，这些公司正在产生其产品方面的环境改善.实现这样的产品改善，需要比在以前提到的工艺上追加改善的情况下涉及更多的方面.在公司内部，不得在产品设计者与购买和/或营销部门之间进行协调.进而，还不得不与该产品链上的其它公司(例如供应商和客户)沟通，有时甚至合作(Cramer,1996).
　　公司的环境活动越是从追加改善向产品层次上的深远改善转移，必需的内外部协调就越多.这样的改善一般是更复杂的，且性质上更广泛，技术上和组织上都是如此.极端地说，环境被视为公司在做出战略性决策时不得不加以考虑的方面之一.然后，把环境完全融入公司战略(“业务”)之中(IVA，1995).
　　以上描绘的环境政策方面的发展，用飞利浦公司声像/消费电子分公司的实例就能充分予以说明.
　　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该分公司环境政策的重点是追加改善，尤其在其生产工艺方面的追加改善.这种改善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是立法和法规，以及关于办理执照的有关条例.从1990年代初以来，重点拓宽了，能涵盖消费电子产品本身的改善.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日益增长的公众压力，以找到一些对社会负责任的废消费电子物品的处置方式.另一个因素是面向环境的产品开发往往导致双赢局面这样一种认识：环境改善和降低成本携手并进.
　　近年来，该公司启动了许多从环境观点来改善其产品的活动.例如，实施了一个重大项目，以减少消费电子产品中对环境有害的产品数目.这一方面的一个实例是决定停止使用含溴化物的阻燃剂制造电视机塑料壳(与其它品牌或鲜明对照的是，从1987年起，飞利浦的电视机就一直是这样).也已编制了一本关于面向环境的产品开发(“生态设计”)的设计师手册.该手册包括强制性的(环境)设计条例.此外，该公司也在积极寻找消费电子产品的最佳设计途径，以便把它们加工得在废物阶段尽可能对环境无害.例如，一种改善使得有可能从该产品中更快、更容易地取出有价值材料.然后，这些材料可以以较高的产率和较低的成本再循环.
　　起始，以上产品改善在性质上主要是追加的.逐渐地，目前正在把注意力转向更具深远意义和复杂的解决办法，旨在对现有产品进行更具深远意义的生态优化.为了使消费电子产品的再循环有可能达到更大的规模，例如，目前正致力于生态设计的下几个阶段工作.在这一领域，它已发展了“绿色电视”概念，集当前积累的全部环境诀窍之大成.这个概念将用来作为未来几代产品的一个参照物.
　　下一步是研究未来消费电子产品的潜在正面或负面环境效应的程度(这些目前正在各研究与开发实验室中编制).飞利浦公司声像/消费电子分公司正在从事这样一些可持续性战略的制订工作.在“消费电子的长远环境方面”项目中，他们正在分析环境问题对未来消费电子学的发展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像飞利浦这样的公司来说，这带来了什么机会或威胁?有哪些技术方案可用来尽可能充分地应付环境问题?
　　关于最后这一点，人们可以(例如)想像多种多样、部分互补的技术方案：
　　◆最大限度减少能耗和原材料与有毒物质的使用；
　　◆进一步增加材料再循环；
　　◆优化产品寿命(例如通过产品或部件的再循环，或通过技术升级)；
　　◆提高产品流通效率；
　　◆找到执行当前产品功能的替代办法.
　　在这些各异技术方案的基础上，可以编制一些情景来简化公司的选择过程.这里，预测政府将要采取的政策也是重要的.例如，它是否将对能源和/或原材料消费征税?或者，诸如对于再循环，它是否将设定长远环境要求?
　　通过在最初阶段就把环境方面纳入产品开发之中，可以使环境表现得到改善.这样，公司就能前瞻性地行动，而不是采取防御性的改正措施.环境方面与产品开发的一体化的这样一种形式为生产技术的深远改善提供了机会.通过在产品开发初期就考虑环境方面，与当前的产品系列相比，在未来的消费电子产品上可以取得重大改善.
　　这样一种长远思路需要声像/消费电子分公司的战略家、产品开发者、营销专家、研究人员和环境专门家之间的合作.使环境方面与其它业务方面一体化是必需的.在内部，飞利浦公司目前正致力于建立这种协作.
　　像飞利浦公司声像/消费电子分公司所采取的那些关于长远环境方面的第一批努力，依然与其说是规律不如说是例外.原则上，开始在这个方向上推进的还是较大型的多国公司(IVA，1995).然而，这种思路可能推进实质性提高生态效率的途径.仍然不确定的是，是否能实现这一规模上的提高效率.首先，具体情景将不得不在飞利浦公司内部制订并检验其环境效益.然后，要达到的生态效率将取决于该公司据以做出的战略选择.从可持续性意愿的观点来看可能是一种风险的事情，同时也代表着这种思路的挑战.

结　语
　　如果我们想要实质性地提高生态效率，从而朝着可持续社会迈进一大步，那么，就需要现有工艺、产品和服务的深远环境改善，或全新产品链的设计.这个目标的实现将需要一种不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无论在环境专门家中间，还是在那些传统上对环境问题很少有事或无事可做的人们中间，都是如此.为了在环境效益方面大踏步前进，环境必须与要考虑的其它因素一体化.
　　确保依其所长来对待各环境方面的一种办法是制定可持续性战略.我认为，就提高生态效率而言，这并不会自动地产生正确的结果.毕竟，环境方面以前就有在经济利益垂危之时非常容易被人淡忘之虞.进而，环境考虑融入总体政策之中(本身是所希望的)可能导致可持续性标准的松懈.尽管有这些保留，我还是呼吁进行可持续性战略制定的实验，因为只有通过使环境方面融入政府和工商界的政策之中，我们才能达到生态效率的深远改善.在两个荷兰实例的基础上，我说明了怎样才能精心构想出这种思路.为了检验这种思路，实验较好应当不仅在荷兰进行，而且也在其它国家进行.各种(地方)政府和公司的参与越多，我们就能越快地评价这种思路的优点.